语言的杂乱讲话声，然后一个带点口音、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：“是亨利中校吗？我是埃伦-杰斯特罗。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杰斯特罗博士，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，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。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。”

“哦，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，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。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。”

“华沙！”

“是的，去拜访一位朋友，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。”

“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。您是说咱们的使馆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是二等秘书莱斯里-斯鲁特，我以前的学生，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。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。”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。杰斯特罗咳了起来。“请原谅。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，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。她二十七岁了，有她自己的主意。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，他是个很能干的年轻人。”

维克多-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，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，还是觉得很高兴，多年来他也没听到过好多。“谢谢。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。要是您有了信儿，也请告诉我一下。”

杰斯特罗又咳嗽了。“对不起，我得了支气管炎。上次世界大战我记忆犹新，中校！真象没有过了多久，对吧？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、恐怖的悲哀感觉，几乎是绝望。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，和拜伦的父亲相识，我太高兴了。他很崇拜您。”

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，一个消息交易所，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。今天，这家拥挤的菜馆里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，烤肉的香味，热烈的高声谈话，都依然如故。但是在这张特别桌子上却有了变化。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。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、留着大胡子、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。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。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。这些人中，年纪最大的那位白发苍苍、滑稽的丹麦胖子，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，但他也僵在那儿，一言不发。谈话很拘束。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，但没人能证实。相反地，他们各自首都来的新闻简报，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：到处获胜，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，全部军队被包围。帕格吃了一点儿，马上就走了。

帕米拉-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，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。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“不来梅号”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。“好了，”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他说道“小瘪三到底动手了。”

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。“他已经动手啦！咱们的车子在这儿。演说一完，我们就出发。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。还算运气，弄到了座位，简直象金刚石那么难弄。”

她紧张地开普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，避开大路上那个长长的坦克纵队。

“是啊，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，感到非常遗憾。”帕格说“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。你们以后上哪儿？”

“我猜是回美国。父亲十分喜欢那儿。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，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。”

“帕米拉，你这么走来走去的，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——或是几个男朋友——反对吗？”这个女孩子——他是这么看她的，这表明他是长者——脸红了，眼睛闪着光。她那双白净的小手，开车的动作迅速、灵巧而且稳当。她身上散发看一种柔和的、带点辣味儿的清香，象荷兰石竹的香味。

“哦，现在还没有，中校。因为父亲眼睛不太好使了，他离不了我。我又喜欢旅行，所以我很乐意——哎呀！看您的左边。不要太明显。”

赫尔曼-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，样子傲慢、凶狠，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。他穿了一件黄褐色、双排扣的普通上衣，翻领上金光闪闪，不管他穿什么衣服，翻领上都闪着金光。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儿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，有点象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。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，一面咬着长长的上嘴唇。

灯光变了。红汽车向前冲去，警察向他行礼，戈林笑着摆了摆手。

“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。”帕米拉说。

帕格说：“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。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。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。总之，他们人杀的太多了。”

“德国人崇拜他们。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作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。他说，谁都能杀死希特勒，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，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。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。”

“帕米拉，我有个儿子，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。”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。

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。“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。听来好象他长的比我高了点儿。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？象您吗？”

“一